書家王雪樵歸位于民國書法大家之列，無論家族使命還是文化擔當，武廣韜都是無愧于祖先的。他屢屢遺憾自己學養不夠，“未繼書統，愧為子孫”，其實他是在民主自由的現代文明路徑上，繼承了祖父的精神傳統。而且王武兩家的第四代、武廣韜的兒子武卓韻，在取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紐約州律師資格后繼續回國創業，正在成長為更具開放視野和現代理念的新一代中國律師。一個家族四代人的故事，已經自成傳奇。

　　小說中描寫主要人物出場，有一種素來被稱道的手法，叫“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意思是，你還沒看到這個人的身影,就先聽到他的聲音了，這聲音已經傳達出了人物的一部分信息，于是不由得有了揣度和想象，使得見到真人的愿望也更加強烈了。最經典的例子當然是《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出場，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還有當代作家茹志鵑的《百合花》等等，都有過類似的場景描寫。文學來源于生活，回憶人生中許多的相識相知，其實也常常經歷類似的過程。我和武紹文先生的認識大約就是這樣的。

一

　　兩年前的暑期，我參加了由西安和陜北眾文友組成的“尚文行塞上，崇墨訪雪樵”文化考察團，行程是從西安出發，沿著延安、榆林、神木一線北上，最后到鄂爾多斯后返回。我是陜北人，回陜北是經常性的，恰好還有一個中學同學的聚會也安排在暑假，于是愉快成行。在步出榆林機場時，第一次見到活動主辦方負責人、陜西富能律師事務所著名的武廣韜律師，也才了解到我們此行重點尋訪的民國書法家王雪樵，正是廣韜律師早已過世的祖父。不巧的是，采風團赴神木探訪雪樵先生故居的當天，我卻不得不離隊去參加我的同學聚會，初中畢業40年后再相見的情勢，自然是無法分身。等到再次歸隊采風團，已經是在美麗開闊的紅堿淖湖邊，這是位于陜西省神木縣與內蒙古自治區伊金霍洛旗之間的一個旅游勝地，我就這么妥妥地錯過了采風計劃中與武紹文先生的第一次見面。

　　有意思的是這個時候我依然不知道武紹文先生是何許人，有關王家和武家在這風云際會一百多年以來的傳奇故事，我在其后的參觀過程和回返西安的路途中，從武廣韜以及同行文友們的聊天中多多少少聽到了一些，尤其是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武紹文先生，我的大學同學劉煒評激動地模仿陜北腔調說：你沒見到真是太遺憾了，武老爺子實在是精彩，太精彩了。

　　從陜北返回后又是大半年的日常忙碌，有一次武廣韜來西安出差，又招呼我們塞上行的一干人馬友情餐敘，席間送了我們每人一套父親武紹文的七卷本文集，名曰《樵子文存》，眾人當場驚嘆，首先是被這位八旬老人的海量寫作征服了，等抱書回家粗翻進而細讀之后，拜見先生的愿望立即變成行動計劃，于是就有了今年暑期的神木之行，有了聆聽先生兩個小時精彩談說的難忘經歷。

王雪樵先生

　　武紹文先生1936年出生于陜北神木，是民國書法家王雪樵的四子，也是雪樵公最小的一個兒子。先生在《家脈衍續》中自述說：“民國二十八年，祖父把十八歲的長女許配給辭官回鄉養病古佛洞的王雪樵作續弦。雪樵公是神木的名流，頭面人物，當他從八十六師駐南京國防部代表的位置上無功而返的時候，他的原配高夫人去世了，丟下兩個兒子，王祠佑、王曾佑，雪樵公心情更為晦暗，經人撮合，娶了十八歲的我的長姑媽。這位長姑媽，就是生我的人，那么雪樵公便當然是我的生身父親。”這就明白了，紹文先生是在襁褓之中便過繼給了武家舅父的，親生父親王雪樵為小兒子改名換姓武紹文，從此和血脈相連的王姓家族成了表親關系的兩家人。紹文先生一歲半的時候，生父雪樵公病逝，年僅45歲。武家父母陷于亂世，生活困頓，卻堅持供養兒子讀書，使他成為1950年代神木小城第一批走出家鄉的大學生。1961年從西北師范學院中文系畢業以后，紹文先生輾轉甘肅張掖丟掉教職，回到家鄉神木，后以落實“大學生不得被精減”政策歸隊，在神木中學和高家堡中學從教27年，收獲了他至今引以為豪和無比珍視的師生情緣。說起陜北的中學教育，我也頗有感觸，我自己就讀榆林一中時，高中語文老師就是上世紀6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而且知道有一大批老師是大學畢業回鄉或響應支援大西北號召而來，他們對“文革”前后三十年的陜北教育所做的貢獻，會否有歷史記載我不確定，但如我這樣受惠于老師知識恩澤的幾代陜北學子，是在心中給他們樹立了功德碑的。

　　1988年紹文先生以病退后轉向陜北地域傳統文化的搜救與整理，“十余年憔悴于本境山水、名勝、古跡。興趣于民國至解放間史志掌故摭拾。”(《詩心友情》)也正是中國社會新的變革所引發的文化反思潮流，裹挾著他回首探問自己的血緣家脈，父親王雪樵那曾經綻放過天才光芒的短促一生，他奇偉傲岸不從俗流的人格氣質，他在書法藝術上的獨到追求和非凡成就，是被遮蔽遺忘得太久太久了。紹文先生付諸自己后半生的時間與心力，開掘家族歷史及相關地域文化這座精神礦藏，終使民國陜西著名書法家王雪樵浮出歷史地表，為世人所認識和景仰。他在《書法家王雪樵》一文中說：“王雪樵先生和古今所有的有成就的書法家一樣，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了強烈的自我意識，不斷尋求自己的書法語言，尋找自己的‘心畫’與‘心線’。”一個藝術家的養成，除了要以勤學苦練和集采眾長為基礎，還要具備異于常人的藝術天賦，而最終的決勝因素，往往多指向藝術家的精神境界。當代著名書法家鐘明善先生評價王雪樵是“漢魏風骨筆底參”，在紹文先生看來，“漢魏風骨”既是對王雪樵書法藝術的有識見的專業鑒賞，更是對父親人格精神的準確概括。所謂“文如其人”或“書如其人”，書畫創作乃至所有文學藝術，終極表達的都是藝術家的思想境界和靈魂樣態。紹文先生在父親的書法中感悟到的“心畫”與“心線”，說明他是真正讀懂了父親的書法藝術，同時也找到了自己與父親精神氣質上的血脈傳承。閱讀他梳理王雪樵藝術人生軌跡和品鑒其書法作品的大量文字，我既嘆服紹文先生深厚的學識修養，更驚異遺傳基因的的強大。作者記憶中的王家父親幾乎是一片空白，而且生死相隔將近一個世紀，但我相信親人間是有心靈感應的，紹文先生在追溯父親的人生故事和探尋自己的精神來路時，也非常真實地記錄了他這一代知識分子特殊的心路歷程。

二

　　無論走訪中留下的特別印象，還是閱讀過程中始終吸引我的，是紹文先生同樣是一個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人。其實我們都知道，經歷過幾十年歷史動蕩和政治風云的這一代知識分子，真正能夠在人生的版圖上給“自我”留下空間的已經很少見了，尤其是在連生存都隨時面臨威脅的陜北地區。但我從紹文先生身上感受到了一種顯在的個性，那種執拗地不肯放棄的對“自我”的堅守。訪談中我了解到，紹文先生當年并不是從教師崗位上自然退休的，而是因為高考制度恢復以后逐漸形成的應試教育體系，讓他感受到一種很大的束縛，尤其是針對文科教育，他主張的是“著重學生性格、氣質開拓與強化，鼓勵有特點的學生出現在老師面前，不苛求章句、分數。”他的講課風格是“講臺上口若懸河，議論風生，竟至離開教案，師生間笑喧逐擊，風趣如輩，故學生中每以聆其講授、品其文彩、染其性格、評其得失為趣。”(《師心友情》)今天來看，紹文先生其實是更早意識到了應試教育與素質培養、人格塑造之間的矛盾，而他又不愿意改變自己去適應這種教育體制，于是提前辦理病退。放下公職的紹文先生并沒有真的退休，而是開始自學法律，并且帶小兒子開辦了武氏父子咨詢事務所，也曾與別人合作飯店、商店等各種營生，終因運行不順而關門，其后又在搜集神木縣山水名勝碑石文字的過程中，開發集自然風光與人文內涵為一體的杏花灘歷史文化資源，熱心籌建杏花灘文化旅游園林。這些都是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前后的事情，要說紹文先生是陜北文化旅游業最早的覺醒者和踐行者，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的一批個體自主創業者，應該都不是夸張。對于一位不再年輕的退休教師，他的超前壯舉應該在當時當地是引起過各種反響的。說起這些，老爺子挺直腰板說，王家武家給我的就是這個不怕事不認輸的性格。正如他在《樵子其人》中所言：“眾所推拱，不以為師;不要職稱，不以為失;窮且益堅，不以為羞;忙其所好，不以為老。”真是一幅非常準確又生動的自題小像。

武紹文杏花灘

　　在武紹文先生的七卷著述中，我自己最看重和反復閱讀的是《風塵一滴》卷，這或許與我的年齡和我所學的專業有關。我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初期考上大學走出家鄉的，國人剛剛經歷過的那段特殊歷史，既有感性的余緒在耳邊縈繞，也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漸漸獲得了一點反思歷史的眼光。回顧40年的閱讀經歷，《風塵一滴》大約是我讀到的第一本以親歷者個人的視角記述一個陜北小縣城“文革十年”的書。毋庸諱言，當時中國廣大土地上發生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劇烈地震動了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和靈魂深處的各個角落，而對這場政治運動真正深入的清理和反思，還有賴于社會各個層級和不同群體乃至更多個人視角所提供的歷史記述。紹文先生以他的個人視角和日常生活化的筆墨，留下一份陜北神木縣“文革史”的現場紀實，成為我們進入這段歷史考察的一個典型的基層案例文本。從陜北偏遠小城的“風塵一滴”，反射出的無不是這場政治運動的洪波巨浪。同為中文系出身，我特別敏感于紹文先生那種為文學中人所共有的閱世情懷，那就是無論面對何種荒唐時代畸形社會，都不忘“人”的存在，從對個體的人的考察出發，既有人性的拷問，也有對人的理解和體恤。他說：“《風塵一滴》主要是寫‘我’，一個如‘一滴的我’，但是‘我’不是生活在一個絕緣的環境里，特殊年代決定，人性必需進行激烈的碰撞，多種因素，決定著每一個人的行為，又制約著他的行為，世界上絕無沒有‘因’的‘果’。”由“我”及人，每一個人自覺不自覺地介入到這場運動中，就是對人性的一場嚴酷考驗。更為難得的是，紹文先生的文字和許多民間口述歷史有所不同，他在盡可能做到還原歷史、呈現運動復雜樣態的同時，還以一個自覺的歷史反思者的姿態，努力表達著自己的理性思考，包括對自己的政治盲從、報復行為和自保心態的剖析，對歷史悲劇原因的執著探問，及至對國家和人民前途命運的憂慮，都體現出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民間知識分子可貴的反省意識和批判精神。他在書中非常明白地表達了自己的寫作動機：“一個不反思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一個不反思的人，是一個至死不清醒的人。”步入晚年提筆追憶往事，就是想算清自己心靈深處的那筆糊涂賬，能否獲得幾分清醒，能否走出思想的圍困，作為有承擔有堅守的一代陜北知識分子，紹文先生是用了全力的。正如他的四個兒女建議他寫“文革”親歷時所說：“朝花夕拾是最有效的搶救”，而且《風塵一滴》的價值不止于史料的“搶救”，書寫者自己于時代重扼之下爭取精神自由的歷程，已然是一份更寶貴的精神遺產，既傳遞給了出自王家大院武家門的子孫后人，也給了我們閱讀者深刻的人生啟示。

三

　　經歷了政治運動的狂風暴雨，武紹文先生深知開放自由的社會環境來之不易，也更加珍視下一代選擇人生道路的個人權利，他甚至以一種逆反性思維方式，告誡自己的兒女，對所謂的金科玉律苦口良藥必須抱有警惕，最明智的選擇是“他說東，你向西。”他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沒有按部就班將鐵飯碗捧到底，他們或許是遺傳了祖父輩不安分的天性，也是悟到了父親歷經風雨滄桑得來的生存智慧，借助改革開放的經濟時代紛紛下海試水。古人有詩書傳家，王雪樵的子孫既崇尚傳統文化，因為自有一股文脈流淌在家族血脈之中，而當你真正走近這家人的時候，會發現他們身上還并具著開放奮進和探索務實的現代進取精神，并且同樣源自幾代人思想個性的傳承。武廣韜當年上大學學的是化學專業，畢業后也有了一份穩定的教職。他改行當律師在今天看來不乏“少年狂妄”，但父親武紹文先生的全力支持和積極策劃是起了決定作用的。1980年代初期國家法律制度剛剛恢復，地處陜北邊緣小城的紹文先生卻得風氣之先，在“科學的春天”降臨華夏大地的時候，敏銳地意識到：“我國如果沒有民主法制，便不能保證科學的春天，而科學的春天并不能保證我國政治的春天。”(《家脈衍續》)他曾潛心自學法律，也曾嘗試開辦法律咨詢事務所，最終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兒子身上。長子武廣韜在1981年18歲的年齡，第一次以兼職律師的身份，為一個青少年刑事犯罪案出庭辯護。在中國司法辯護制度已然還是新鮮事物的時代，一個陜北小窯洞中的開庭現場，一個滿臉稚氣的“毛娃娃”律師，就像小城來了稀有的雜技團演出，吸引著十里八鄉的群眾前來觀看。想象一下當時的情景，這個在武家被當作重要紀念的開庭日子，這個至今傳為美談的中國當時最年輕的辯護律師，帶給人們的除了好奇心引發的轟動，更如一粒現代文明的種子，在經濟依然落后文化依然閉塞的陜北，潛移默化中喚醒著人們的民主法制意識。放在1980年代二度思想啟蒙的時代環境中去看，武大律師當年“初生牛犢”的舉動，不但應該寫入神木地方志，也是值得記入中國司法史的。

武廣韜第一次出庭照片

　　如今的武廣韜，已經是陜北地區一家頗具規模和影響的律師事務所的領軍人物，在陜北地域經濟迅猛騰飛的這多年間，他適逢其時，迎來了自己事業的黃金時代。去年的采風途中和幾次的見面聊天，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自己當律師，既要讓有錢的企業家愿意請，也要讓平民百姓信得過請得起。我從中聽到了“實力”，更聽到了“情懷”，感佩之余心中無比的踏實溫暖。武廣韜在繁重的律師事務之余，還多年協助父親搜尋祖父散落于民間的史料佚聞和詩書遺存，終使湮滅在歷史風塵中的書家王雪樵歸位于民國書法大家之列，無論家族使命還是文化擔當，武廣韜都是無愧于祖先的。而且當我從武紹文先生撰寫的《王雪樵年譜》中讀到1915年雪樵曾考入北京法政大學攻讀法律時，武家父子兩代律師情結的緣起，在我這里終于不再是故事中的懸念了。武紹文先生追述雪樵當年外出求學，固然有提高門第的初衷，然“根本原因是中國應向西方學習科學、民主的大潮，已經波及到陜北這個小城，一批批學子旅外讀書，當然他自身的努力和志向，更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家脈衍續》)雖然法政大學并未畢業而最終成就于書法藝術，但雪樵公在西學東漸浪潮中接受的解放個性和法治救國的思想，卻成為家族代際傳承中不變的文化基因。武廣韜屢屢遺憾自己學養不夠，“未繼書統，愧為子孫”，其實他是在民主自由的現代文明路徑上，繼承了祖父的也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而且王武兩家的第四代，武廣韜的兒子武卓韻，在取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紐約州律師資格后繼續回國創業，正在成長為更具開放視野和現代理念的新一代中國律師。武紹文先生在他的文集卷末留下這樣幾句話：“我的這幾本書，實在是雪樵公和我的兒孫輩傳承的紐帶和鏈接——雖然在我擱筆的時候，后者已經超越了我。”以紹文先生為“紐帶和鏈接”，一個家族和四代人的故事，已經自成傳奇。

四

　　起身告別紹文先生時，又仔細參觀了這間充滿了書香墨香的小客廳，墻上掛有幾幅雪樵公的珍貴墨跡，還有紹文先生和友人的書法，也看到從雪樵到子孫們的家人照片，特別顯眼的是那張唯一留世的年輕的雪樵像，旁邊則是重孫子武卓韻身穿博士服的畢業照，都是20多歲的韶華年紀。四代人的時空交錯，一個家的一百年竟聚集在這里了。

武卓韻美國畢業全家合影

　　兩個多小時的訪談，其實就是天南地北毫無目的的聊天，回味起來卻感慨良多。自以為是地道陜北人，自以為是了解陜北的，但是武紹文先生和他的家族故事還是刷新了我對自己生長的這片土地的認知。陜北素以黃土文化為中心，也融合了革命文化、市民文化和游牧文化多種元素。神木縣地處榆林以北與內蒙古接壤，“走西口”到關外謀生者并不鮮見，生活習俗乃至行為個性都深受游牧文化影響。這種文化融合現象在王雪樵家族性格中表現得非常典型，他們身上的那種叛逆狷狂之氣，那種自強開拓精神，是相對單一和保守的黃土文化所缺少的。另一方面，雪樵身上既積淀著舊學根基，而北上求學過程中又接受了全新的思想觀念，與現代文人圈子多有交游而深受獨立自由風氣的熏染，這些都對他書法藝術境界的提高起了關鍵性作用。紹文先生說目前學界對雪樵書法的探源多集中于天賦和勤奮方面，而對其學養及其淵源還研討不足，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我也特別注意到紹文先生六歲入學，曾經讀了六年的教會學校。“多元化的世界觀一入世便種下了急待發蒙的種子。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幫助我成長。”(《風塵一滴》)可見他的超前思維和另類人格，同樣與最早的多元文化植入密切相關。閱讀《樵子文存》，每每驚嘆紹文先生的詩詞功力文章氣勢，深感家學傳統和童年教育對人的潛在影響，即使從物質貧困的生活中掙扎過來，即使經歷過知識荒蕪的年代，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依然是兩條斬不斷的深河，潛移默化中滋養著陜北的精神土壤。一個家庭的文化傳承或許只是個案，但可能為我們認識一方地域文化提供新的視角。打開陜北，從清代官員筆下《七筆勾》描繪的“蠻荒之地”“不服教化”，到晚近40年耳熟能詳的“翻天覆地”“揚眉吐氣”，作為一個陜北人的文化自信，少的是海納百川從容不迫的歷史氣度。因而，再度發掘我們豐富多元的歷史文化資源，傳揚我們生生不息的文化創造精神，對于陜北的今天和未來，或許有尋求發展新機的指向，也有超越地域的意義。

來源：各界雜志2021年第2期

作者：周燕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