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資料圖片)

　　□ 孫天義

　　一

　　1977年秋的一個下午，我當年任教的西安外國語學院(現在的西安外國語大學)教務處負責同志到我家來。他很莊重嚴肅地對我說，有一項任務要我去完成，要攜帶簡單的洗漱用具立即出發。他叮囑我不能告訴任何人，對家人也只能說有事外出。當時的氣氛似乎不允許我提任何問題。我旋即和妻子告別，登上接我的車子離開學院。

　　汽車進入南城門后到達西城門里停了下來。下車后又被安排到另一部車上。車出了西門后徑直駛入老機場北側的空11軍司令部，隨即被帶到了一間會議室。人員陸續到達后便開始開會。在會上宣布此次的任務是為即將舉行的高等學校全國統一招生考試命題。說老實話，當時文化革命已結束一年，經過撥亂反正，社會秩序正在恢復，人們的生活也逐漸安靜。但我在文革中有過半夜被帶走問話的經歷，文革后期雖然被“解放”恢復工作，但仍處于監督使用的狀態。明白了此行的任務，我的一顆懸著的心此刻才放了下來。

　　我們被安排住在空11軍司令部招待所，5人合住一個房間，伙食很豐盛。當晚，由于興奮的心情還未平靜下來，久久無法入睡。文化革命十年浩劫，高等學校是重災區。在百廢待興之際，黨和國家把恢復高考列入優先辦理的大事之一，這使我看到了我們國家光明的前景。感到自己又有了發揮作用的機會，心情興奮不已。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報效祖國。現在首要的，是要把這次命題工作做好。

　　二

　　我們命題組的成員來自各高等院校。除了兩三位像我這樣比較年輕的以外，其他都是教學經驗比較豐富的中老年教師。大家都為能承擔此次任務歡欣鼓舞，同時也感到使命重大。

　　高考已經停了11年。中小學教育也遭到極大破壞。在這種形勢下，如何通過此次高考招收到合格人才，成了大家共同關注的焦點。由于條件限制，我們手頭缺乏必要的參考資料。以我負責的英語考題為例，我手頭只有一本高三英語教科書和一本中型英漢詞典。我們經過務虛達成共識：命題既要堅持標準，又要面對現實，努力做到恰如其分。省上領導對此次高考非常重視。其間，分管教育的副省長林茵如同志特地來看望我們，提出了命題原則，并給了我們許多鼓勵。

　　第一周是命題時間。我記得，這一周大家除了就命題原則交換意見之外，很少有人聊天。大家都在認真仔細思考，都感到肩上的擔子沉甸甸的。記得一天夜里，我夢見我出的試題中錯了兩個詞，突然急醒了，嚇出了一身冷汗。經過一周的沉默之后，我們交出了考題。交題前又反復數遍進行了核對。

　　三

　　此次命題工作自始至終領導上都強調保密的重要性。命題組成員和外界不能有任何形式的接觸。命題組內各科相互之間不能通氣。為了做好保密工作，考卷不排版，而是由命題人親手刻制。對考卷的印制也做了周密的安排。我們這些命題組老師都擔任監印工作。我還記得我們被派往印刷廠監督印制的情景，制版和印刷過程要求我們始終在場。印考題的膠板用過后和印錯的廢頁都由我們監督銷毀。承印試卷的是一家印制鈔票的工廠，工人是三班倒。我們和工人同志一起上班，一起熬夜，和他們交了朋友。

　　在監印工作開始之前和印制工作完成后至考試正式開始之前，尚有兩段空閑時間。這期間我們白天讀書看報，晚上圍坐在一臺老式黑白電視機前看電視。晚飯后有的同志聊天散步，有的坐在飛機場旁邊觀看飛機起落。我則利用這段寶貴的時間，借助一本僅有的詞典繼續我的翻譯習作。記得有一天工作人員說要帶我們外出購物，他還特別囑咐我們不要和熟人打招呼。回憶起來，那種在監視下逛街的感覺很不一般。幸好那天大家都沒有遭遇見到熟人而不能說話的尷尬局面。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高考正式開始，我們才分別在各自負責命題的那門課開始考試當天離開駐地，返回學校。一個多月的隔離生活宣告結束。

　　1977年冬，各高等院校迎來了文革后第一批經過統考錄取的大學生。大家統稱他們為81屆。我回校后被分配負責指導這批新生的教學工作。這批學生中有不少文革中多年積累的優秀人才，很多人現在是各條戰線上的骨干，有的還成為中高級崗位上的領導人或科技領軍人物，為我們國家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系陜西省政協第五、六、七、八屆原副主席，西安外國語學院原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