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金上亂揩油，“活命錢”上亂伸手，好處費上亂張嘴，“雁過拔毛”“亂敲竹杠”，繁雜多樣的微腐敗是農村發展的一顆毒瘤，影響基層政治生態

　　●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是誘發低保金變“唐僧肉”的主要原因，一些職能部門存在“重下撥、輕監管”現象，資金一撥了之，給了一些基層干部暗箱操作的“彈性空間”

　　●專職監督機關應該落實好基層工作，確保監督權的落實，同時壓實縣、鄉等基層監督部門的責任，因為他們只有敢于監督，才能給群眾撐腰

　　“2019年農村低保專項治理中，6月至9月，全國清退不再符合條件的低保對象92.8萬戶、185萬人。”10月24日，在民政部舉行的第四季度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民政部社會救助司司長劉喜堂這樣介紹道。

　　今年6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牽頭，對漠視侵害群眾利益問題開展集中整治。其中，農村低保專項治理是重點任務，聚焦解決農村貧困老年人、殘疾人、兒童等特殊困難群體“脫保”“漏保”等問題。

　　農村低保政策是對低收入農戶的兜底保障，對解決困難群眾的實際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低保金上亂揩油，“活命錢”上亂伸手，好處費上亂張嘴，“雁過拔毛”“亂敲竹杠”，繁雜多樣的微腐敗是農村發展的一顆毒瘤，影響基層政治生態。

　　腐敗村干貪占低保

　　虛報冒領花樣百出

　　人為設障礙、使絆是變相貪占低保金的方式之一。一些基層干部利用手中“微權力”軟硬兼施，不給錢不辦低保，尋找各種理由拒絕為符合條件的貧困群眾申請救助。

　　2018年1月，湖北省紅安縣七里坪鎮石家咀村原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石生富與其他村組干部一起，除了截留五保資金1.76萬元用于發放村干部補貼外，還在低保評定時優親厚友，違規為村干部親屬辦理低保。

　　2012年12月至2019年2月，山東省濟南市萊蕪區牛泉鎮蒲洼村原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藺長峰利用職務便利，先后通過將不符合申報條件的村民申報為危房改造戶、將失蹤村民上報為五保戶等方式，累計騙取資金4.82萬元，個人侵吞4.33萬元;扣留部分低保存折并貪污2萬元。

　　多領少付、隱瞞死亡低保戶騙取低保金，有的基層干部采取掩人耳目等手段在低保金發放上中飽私囊。

　　2018年10月，吉林省長春市紀委監委通報了6起群眾身邊的腐敗和作風問題，其中一起是2002年至2017年，九臺區上河灣鎮福林村原村委會委員兼出納報賬員塔常范利用職務便利，通過多領少付、隱瞞死亡低保五保人員信息等手段，貪污低保救助金、五保救助金14.1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民政部今年9月發布的《關于民政兜底扶貧領域貪污侵占、虛報冒領、截留私分資金典型案例的通報》，盯上低保金，進行克扣、截留等腐敗行為的，已不僅限于村干部。

　　吉林省乾安縣大布蘇工業園區原民政助理員劉鳳軍在2013年至2018年10月，5年時間內利用職務便利，通過暫扣低保卡折、偽造卡折發放回執、以不辦理低保為要挾等方式，先后59次索取、收受低保戶錢款10.34萬元。

　　偽造虛假信息、冒名簽字領取低保金，也是騙取低保金慣用的手段。

　　天津市河北區江都路街道辦事處社區工作科原職員李莉采用虛構低保人員、向銀行提供虛假發放明細等方式，共騙取低保金72萬余元。

　　小微權力過于集中

　　基層監督不夠健全

　　縱觀近年查處的低保金案例，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是誘發低保金變“唐僧肉”的主要原因。現實當中，一些職能部門存在“重下撥、輕監管”現象，資金一撥了之，給了一些基層干部暗箱操作的“彈性空間”。

　　比如，廣西壯族自治區那坡縣民政局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中心主任唐露霞在2013年10月至2017年12月期間，未能正確履行工作職責，對那坡縣低保金發放工作監管不到位，導致那坡縣百省鄉那龍村那旺屯等4個屯出現全體村民平均分配該屯低保戶低保金問題，累計金額240792元。2018年12月5日，唐露霞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遼寧省丹東鳳城市邊門鎮卜家村則是因為村鎮干部權力集中，造成低保亂象。該村原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卜鳳舉在2007年至2015年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多次違規認定低保、五保受助對象，并收受他人好處費。

　　“信息不公開也是導致低保亂象的一大因素。”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說，一些村鎮干部懶得挨家挨戶介紹政策，往往將低保信息在村務公開欄里“一貼了之”，群眾是否看到、是否理解就不管了，要想了解具體情況就得咨詢干部，干部說多少就多少，這都為基層干部在低保金上玩“貓膩”提供了便利條件。

　　在多地調查中，有關部門發現，一大批村干部將中央扶貧政策攔截在“最后一公里”，甚至有些地方出現黑惡勢力、宗族勢力把持農村工作和“窩案串案”現象。

　　在河南周口市沈丘縣槐店鎮海樓村，以原村支書海某為首的涉黑團伙長期稱霸一方，欺壓群眾，多次實施強迫交易、敲詐勒索等違法犯罪行為，壟斷了海樓村多個小區的建筑材料市場，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穩定。周口市紀委監察委第一執紀監督室相關負責人曾說，老百姓對黑惡勢力往往敢怒不敢言，很多黑惡勢力又有“保護傘”，這都導致長期把持農村工作、扶貧工作的“黑手”難以斬斷。

　　專家指出，黑惡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僅僅滿足于權錢交易，而是設法嘗試在一些關鍵領域扶持代理人，控制一些基層組織，幫自己的代理人晉升晉職、提拔到關鍵崗位。黑惡勢力對基層組織的控制、“村匪屯霸”對老百姓的控制，使得扶貧領域貪腐人員難以及時處理。

　　在莊德水看來，優待親友、貪污、雁過拔毛等都是基層微腐敗的典型問題，“低保領域的問題也是扶貧領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作怪。在扶貧政策和資金的層層落實中，村干部權力集中、基層監督不健全以及權力運行不透明，導致違紀違法行為易發高發”。

　　關于查處此類腐敗問題的難點，莊德水認為主要有三點:一是管理低保工作的基層人員是否屬于檢查對象存在爭議，“現在我們將這些人作為其他類人員、第六類人員納入監察，將與低保等工作相關的人員都納入監察對象”;二是發現機制比較難落實;三是任務比較繁瑣，涉及諸多相關聯的案件，覆蓋面比較廣，增加了查處的難度。

　　部署開展專項治理

　　發揮低保兜底作用

　　低保金是民生款，更是不能觸碰的高壓線。農村低保應實行“按標補差”，確保困難群眾“應保盡保”。在實施低保制度的同時，逐步建立各類專項救助，共同形成社會救助體系的基本框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兜底保障工作做出系列決策部署。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強調“社會保障兜底一批”，要求對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發揮低保兜底作用。

　　受訪專家指出，作為我國反貧困治理的兩項基本制度安排，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扶貧開發政策的目標是一致的。推進兩項制度有效銜接、互相補充，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凝聚脫貧攻堅的合力，是農村低保制度與扶貧開發政策有效銜接的關鍵。

　　正因為如此，國家有關部門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2016年9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做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扶貧開發政策有效銜接的指導意見》。

　　2017年7月18日，民政部、國務院扶貧辦在北京聯合召開農村低保制度與扶貧開發政策銜接座談會。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抓緊建立農村低保和扶貧開發的數據互通、資源共享信息平臺，實現動態監測管理、工作機制有效銜接。

　　在分析政府部門如此關注農村低保的原因時，莊德水認為，低保是最基本的工作環節，專項治理活動是服務于整個國家的戰略發展目標的，“從基層查處的案件以及群眾反映的不正之風的問題來看，低保中腐敗和作風問題比較突出，這些問題能否解決關系到扶貧政策能否落實到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對《法制日報》記者說:“2020年脫貧攻堅戰、精準扶貧有很多措施，低保是其中之一。此外，黨的十九大后明確提出向基層延伸，發現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引起大家的關注。”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用懲治等措施查處基層腐敗、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案件數量比過去查辦得要多了。另外，積極創新，用科技的辦法治理，如‘互聯網+’和大數據公開。農村是熟人社會，信息公開有利于大家監督，想要‘捂蓋子’、搞暗箱操作就不太可能。還可以起到警示作用，有預防效果。”任建明分析說，從全國來看，與過去相比，低保中腐敗和作風問題有明顯改善，不同的地方會有一些差距，一些新措施通過制度改革創新，運用科技手段加強監督，不同地方有所不同，發達地區總體要好一些，內陸地區、西部地區稍差一些。

　　強化監管壓實責任

　　不斷凈化低保環境

　　2018年4月25日，民政部社會救助司副司長劉勇在民政部二季度發布會上介紹，將用3年時間集中治理“人情保”“關系保”“錯保”“漏保”，堅決查處農村低保經辦服務中的腐敗和作風問題，進一步加強規范管理，提升經辦服務水平，切實發揮農村低保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如今，3年時間已過半。劉喜堂表示，總的來看，“關系保”“人情保”“錯保”“脫保”“漏保”問題明顯減少，農村低保環境得以凈化。

　　據劉喜堂介紹，今年6月至9月，全國清退不再符合條件的低保對象92.8萬戶、185萬人，新納入低保對象96.5萬戶、185.4萬人;排查重點對象463.3萬戶、914.4萬人。其中，新納入低保對象64.7萬戶、120萬人，新納入特困人員7.9萬人，實施臨時救助76.9萬人次。全國地方各級民政紀檢監察機構共發現或收到移交問題線索389條，其中立案160件，問責干部182人。民政部黨組、駐部紀檢監察組聯合通報2批11起典型案件。

　　此前，劉勇在介紹農村低保治理的重點及措施時表示，民政部將通過制定推行低保規范行政文書、指導各地全面運用救助家庭經濟狀況核對機制、推廣運用“互聯網+監督”等措施，指導各地建立健全低保專項治理工作長效機制。

　　“‘互聯網+’是科技手段，通過脫貧公開，克服監督信息不對稱，也使監督的有效性得到較大的改善。據我了解，浙江寧海等地區進行了小微權力監督創新，據說改善了監督的有效性，這就是一種制度性的措施。多數地方對基層如何去有效監督還需要探索。”任建明說。

　　莊德水也認為，應該重復運用大數據等新技術找出線索、提高監督效率，“互聯網+”以及大數據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可以突破原先制度監督的難點、擴大監督的范圍、提高監督的效率，“從而把基層領導干部的權力關到籠子里，廣泛收集和利用監督資源和信息，更加系統全面地實現監督的全覆蓋”。

　　不過，任建明也特別提到，僅內部監督是不夠的，因為農村點多面廣，“有時政策可能是好的，到地方就出現了問題，縣、鄉政府要落實各自的責任，守土有責”。

　　在任建明看來，關鍵是縣、鄉等基層的監督部門，紀委、監委應該將責任壓實，“因為他們敢監督才能給群眾撐腰，如果不作為，不行使監督權，老百姓就會擔心自己舉報后被打擊報復。因此，專職監督機關應該落實好基層工作，特別是監察體制改革之后，賦予他們更多權限，更應該確保監督權的落實，敢于監督、及時監督、有效監督”。

　　(原題為《嚴查微腐敗凈化基層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