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洗稿”群，既有買家收購稿件的信息，也有寫手自我推銷的信息。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這一略帶戲謔的俗語，卻被部分“創作者”奉為圭臬。隨著自媒體的發展壯大，“洗稿”這一危害性更大、隱蔽性更強的侵權方式悄然而生。

　　今年1月，自媒體人六神磊磊在公眾號指責自媒體人周沖通過“洗稿”的方式抄襲自己的作品，事件引發各界關注與討論，也將“洗稿”擺到了臺面上。

　　今年突然爆發的幾個輿論熱點，猶如星星之火一般將這片瘋狂生長的野草燃燒開來——事實上，“洗稿”行為早已在各個網絡平臺泛濫成災。

　　7月16日，國家版權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聯合召開新聞通氣會，通報啟動打擊網絡侵權盜版“劍網2018”專項行動有關情況。此次專項行動，將重點打擊未經許可轉載新聞作品的侵權行為和未經許可摘編整合、歪曲篡改新聞作品的侵權行為，堅決整治自媒體通過“洗稿”方式抄襲剽竊、篡改刪減原創作品的侵權行為。

　　在專家看來，打擊“洗稿”注定是一場苦戰，要想真正遏制這種亂象，既需要立刻見效的措施，也需要長期的制度建設。

　　全國人大代表、中關村知識產權戰略研究院院長馬一德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對于“洗稿”問題，檢察機關可以提起公益訴訟，通過發送檢察建議，督促有關部門依法履職，加大對“洗稿”問題的整治力度。此外，已經啟動修訂工作的著作權法也應對這一問題進行立法調研，考慮是否需要在法律中予以明確。

　　自媒體“洗稿”已形成產業鏈

　　2014年4月15日，瓊瑤發布微博稱，其經典作品《梅花烙》被于正編劇的《宮鎖連城》抄襲。此后，從起訴到終審判決瓊瑤勝訴，這起訴訟經歷了近19個月的時間。

　　“法官利用智慧，以現有的法律為評判標準與個案作了很好的匹配，瓊瑤女士的案子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瓊瑤的代理律師王立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在王立巖看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影視劇中對于著作權的侵害與“洗稿”行為一樣，無論成品多么“光鮮亮麗”，都不能掩蓋其侵權的本質。

　　同濟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劉曉海指出，“洗稿”就是將他人文章中的詞序、語序、甚至是表達方式、寫作風格重新組合、改寫的過程。“洗稿”的方式多種多樣，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機器洗，“洗”過的稿子相對粗糙，容易被發現抄襲;一種是人工洗，費時但不容易被發現。

　　馬一德提到，“洗稿”這個詞來源于經濟學中的“洗錢”，簡單來說，就是將違法的事情“洗白”，使其合法化。可以肯定的是，“洗稿”不是簡單地抄襲，它比一般的抄襲行為更加隱蔽，正是因為這種隱蔽性，導致著作權人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往往面臨著舉證難、維權成本高等難題。

　　正因如此，“洗稿”作為內容生產行業眾人皆知的秘密，才能大搖大擺地長期游走在法律監管之外。

　　記者在QQ、微信、百度貼吧等平臺以“偽原創”“洗稿”等關鍵詞進行搜索時，可以輕易找到很多“洗稿”群。記者隨機加入了5個“洗稿”群，經過多日觀察后發現，自媒體“洗稿”儼然已經形成一個專業化的產業鏈：有發布廣告提出要求的，有專業團隊或者個人承包業務的，也有人提供洗稿工具、原創檢測工具和偽原創教學等做中間生意的。

　　記者發現，每個“洗稿”群人數從三五百到上千不等，幾乎是時時有人投放工作信息，只要標明所需字數、題材、原創度這三項，自然會有寫手前去認領。一般來說，洗一篇稿子掙得不多，要求也不高，每千字10元，麒麟檢測原創度75%即可，內容涉及娛樂、軍事、情感、歷史、旅游等各個領域。

　　記者注意到，處于“洗稿”產業鏈最底層的人掙得并不多。即使一天“洗稿”20篇，收入也才剛剛過百，可工作時間靈活、工資現結等優點還是吸引了不少學生群體和全職媽媽投入其中。

　　但抱怨和聲討的聲音也經常出現。

　　“這些收稿人的心未免也太狠了，就算是二道販子也要有個度吧”“他都是無情工作室了”“這些人心太黑了”……只要有人發出聲討“洗稿”待遇低的聲音，就會得到同行的呼應和支持。

　　有的時候，這些微薄的收入還會被“黑”，拖欠稿費甚至不付錢直接拉黑寫手的事也屢見不鮮。“天天有這種事，早就見怪不怪了，你以后自己小心點。”群里的“老人”安慰剛剛被騙稿的“菜鳥”。有些諷刺的是，對這種騙稿的人，“洗稿”的人最常用的應對方式是等對方把稿子發出來后，在全網范圍內舉報稿件抄襲，促使平臺刪稿。

　　平臺應承擔注意義務

　　近年來，各大網絡平臺為了鼓勵內容生產者制造更多更好的內容，不斷加大對內容生產者的補貼力度。

　　百度“百家號”、騰訊“企鵝號”、阿里“大魚號”……近年來，BAT每家都投入了百億元資金來激勵內容創作。此外，今日頭條、一點資訊等平臺也紛紛發力內容原創。

　　“月入10萬不是夢”的口號讓內容創作者看到了原創的價值，也讓機會主義者抓住了薅羊毛的機會，“洗稿”產業應運而生。

　　劉曉海注意到，每個平臺都有不少可疑賬號，它們每天發文數量明顯不符合常理，在深入了解后他找到了答案——原來是“洗稿”搞的鬼。

　　“洗過的稿子可以同時在不同平臺發表，一天能發二十多篇，除非有一個極為龐大的團隊，否則正常人怎么可能一天寫那么多文章?可以推定，這種賬號就是抄襲了。”劉曉海說。

　　劉曉海指出，根據以往的司法實踐和行政執法經驗來看，內容發布平臺為了經濟利益，對“洗稿”行為常常采取默許態度，除非有人舉報，否則不會對可疑文章主動采取措施。因此，“洗稿”治理的重擔不應只由政府來承擔，互聯網內容平臺才是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劉曉海直言，互聯網內容平臺的審查制度看似嚴密實則漏洞百出。平臺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反而在濫用著作權中的避風港原則。事實上，平臺方在履行審查義務的同時也應承擔起注意義務。

　　“平臺應在技術上進行完善，對于經常在平臺上通過‘洗稿’手段發布文章的賬號保持高度關注，在警告無效后可以采取封號處理。同時，為了防止被封賬號換個身份卷土重來，要嚴格執行用戶實名制注冊的政策。”劉曉海建議。

　　情節嚴重者應擔刑責

　　在王立巖看來，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法律制度已經相對完善，而且與國際接軌，比較先進。我國在知識產權方面遇到的爭議性問題，在世界范圍內也普遍存在。

　　多位專家認為，我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已經做到有法可依，但抄襲易、維權難、違法成本低、維權成本高等問題依舊尖銳。

　　劉曉海認為，“洗稿”是一種商業行為，通過“洗稿”牟取利益屬于商業性侵權，對于情節嚴重者除了行政制裁外還可以采取刑事制裁，提高法律威懾力，從而使得“洗稿”亂象得到根本性遏制。

　　“我們必須意識到，‘洗稿’在侵犯著作權的同時，還有可能涉及侵犯著作權人的人格權、財產權等問題。因此，對于以‘洗稿’為業的人要強調他們的刑事責任，涉嫌包庇‘洗稿’的平臺同樣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劉曉海說。

　　“這種刑事責任不一定要他們去坐牢，也可以采取緩刑或處罰金等，但一定要上升到刑事高度才會對違法犯罪者產生威懾作用。”劉曉海補充道。

　　“洗稿”的出現離不開社會環境。馬一德說，自媒體快速發展，人們對社會熱點及敏感問題的關注空前，而且現在有一些人比較浮躁，急功近利，不愿付出勞動卻又渴望成名，于是“洗稿”成為許多人眼中的捷徑。

　　“洗稿”行為大行其道，馬一德認為根源還是人們對知識的不尊重，沒有規則意識和法治意識。因此，政府應當提高知識產權執法力度，提高人們對于知識產權的正確認識，在社會范圍內培育尊重知識產權的文化。

　　此外，針對維權成本高、訴訟時間長難題，馬一德建議，可以搭乘檢察院公益訴訟的順風車，將“洗稿”納入公益訴訟處理的范疇，進而推進行政機關配合治理行動與整改工作，提高全社會對法律的敬畏之心。

　　“知識產權保護是一件長期的、持久的任務，一場專項治理行動還遠遠不夠，應當在依法治國戰略下將知識產權的保護常態化、法治化，有關部門應改變執法理念，加強行政執法的專業化、執法水平的標準化。”馬一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