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馬文瑞調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 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
黨的二十大剛剛閉幕,習近平總書記就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強調指出要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
馬文瑞同志70多年的奮斗生涯就是延安精神的生動體現。我們要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像馬文瑞同志那樣,不忘初心、情系延安,在新征程中深入研究、大力宣傳、認真踐行延安精神,大力弘揚偉大建黨精神,為實現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標任務團結奮斗。
今年11月4日,是馬文瑞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日。馬文瑞同志是從西北、從黃土高原、從延安走出來的老一代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黨政治工作杰出的領導人,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馬文瑞同志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懈奮斗,鞠躬盡瘁,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勛。
少年投身革命,終生不忘初心
堅決跟黨走,為創建陜北革命根據地和陜北紅軍作出重大貢獻。1912年11月4日,馬文瑞同志出生于陜西省子洲縣一個農民家庭,早年接受進步思想,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他入團后,按照組織要求,積極開展活動,成立了周家崄高小第一個團支部,并擔任書記。在米脂縣三民主義第二中上學期間,任團小組長。1928年5月,在陜北特委領導下,米脂縣黨、團組織發動三民二中學生上街游行,聲討濟南“五三慘案”暴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被迫離校。9月底,陜北特委被破壞后,他在嚴酷的白色恐怖下,喬裝進入米脂縣城,將秘密文件搶救出來,避免了重大損失。從此,馬文瑞開始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1928年11月,任共青團綏德縣委書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中共綏德縣委常委。1929年,他參與領導了綏德饑民與封建土豪劣紳、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斗爭,促進各地黨、團組織鞏固和發展,在陜北產生重大政治影響。1930年8月起,馬文瑞先后任中共安定縣(今子長市)北區區委書記、縣委宣傳部部長、縣委書記,共青團陜北特委書記,在陜北黨的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的形勢下,他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有效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1年9月,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突破黃河天險進入陜甘,馬文瑞積極動員陜北人民傾其所有支持子弟兵,并四處奔走選拔黨員和進步青年參加游擊隊,壯大了隊伍,其中,很多同志后來成為陜甘游擊隊和紅二十六軍中的骨干,還有部分同志回到安定等地后成為創建陜北一支隊、開展游擊戰爭的突擊力量。在馬文瑞同志領導下,安定縣委為晉西游擊隊的發展和西北紅軍主力部隊的建立作出重要貢獻。1932年2月,馬文瑞任中共陜北特委南路特派員,負責恢復清澗、延川、安定、延長、延安、橫山、榆林等地黨的組織。同年7月,他任中共陜北特委委員兼團特委書記,參與領導籌備召開陜北革命史上重要的中共陜北特委第四次擴大會議。會后,面對敵人的瘋狂鎮壓,他毫不畏懼,有勇有謀,組建了神府等10多支游擊隊。馬文瑞同志和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西北紅軍順利完成反“圍剿”斗爭、建立和鞏固陜北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4年,為了發展壯大革命武裝力量,馬文瑞同志奉命只身赴“三邊”地區國民黨部隊中開展兵運工作,經過半年艱苦細致的地下思想動員工作,成功地將敵騎兵一個排20多人、10多支好槍帶入南梁根據地,編入合水游擊隊。1935年3月,他受中共陜甘邊特委和劉志丹派遣,率領武裝工作隊進入延安南泥灣、臨鎮一帶開辟陜甘邊根據地東地區,以出色的工作贏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賴,建立起赤川、紅泉兩縣政權,并先后任黨代表、蘇維埃主席,使陜甘邊、陜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面積3萬多平方公里,人口90多萬,發展和鞏固了20多個縣的蘇維埃政權,使紅軍擴大到5000多人、游擊隊發展到4000多人,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的落腳點。1936年,馬文瑞任中共陜北省委秘書長兼白軍工作部部長、安塞縣東北軍中共工作委員會書記,在周恩來、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積極開展對國民黨東北軍和西北軍的爭取工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稱贊。1937年春,他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擔任四大隊九支隊黨支部書記。經過抗大的學習,馬文瑞在思想和政治上有了很大提高,同年6月任中共陜北西地區黨委書記。
堅持實事求是,為西北地區的黨風、干部作風建設作出突出貢獻。1938年3月起,馬文瑞同志先后任中共慶環分區黨委書記兼分區保安司令部政委、中共隴東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八路軍三八五旅政委,駐守陜甘寧邊區的西南大門。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他堅決抵制王明錯誤路線的干擾,使隴東黨的工作盡快回到正確路線上來,為反摩擦斗爭作了必要的思想武裝和政治動員,帶領隴東軍民開展了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戰勝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和軍事進攻。他率先在隴東地區各級政府中實行“三三制”,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2年10月,他在延安參加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本著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態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批駁“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嚴重錯誤,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得到中央肯定和絕大多數同志的擁護。他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先后給一大批蒙冤的同志平反。他作為中共“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協助彭真同志參加了大會籌備工作,并以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七大”。期間,他領導西北局組織部,為東北、山東等新區抽調培訓了大批領導干部,同時致力于加強邊區干部隊伍建設,在思想理論教育和組織機構完善及干部作風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開創性工作。1947年春,國民黨胡宗南部大舉進攻陜甘寧邊區,馬文瑞隨軍轉戰陜北,負責支前戰勤,為西北野戰軍的勝利殲敵作出重要貢獻。同年冬季,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他到“三邊”、隴東等地檢查指導土改工作,糾正了一些地方出現的極左傾向,保證了陜甘寧邊區的土改工作順利開展。1948年4月,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后,西北大部分地區陸續解放,新區需要大批工作干部,他領導西北局組織部和西北局黨校夜以繼日工作,短短數月,分期分批抽調培訓兩萬多名干部,派往新區,形成了邊抽調邊培養、抽調得多培養得更多的良性循環,有力保障了革命形勢發展需要。
1949年5月,馬文瑞同志隨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進駐西安,投入接管城市工作。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針對基層普遍存在“組織多、官員多、會議多、文件多和報表多”之弊,撰寫調查報告上報中央,得到毛澤東同志的重視并很快批轉各地,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反對“五多”活動,使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風氣得以遏制,也為我黨奪取政權以后進一步加強黨的各級組織思想作風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堅持群眾路線,傾心推動改革和陜西歷史文化保護。1952年冬,馬文瑞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兼管西北局宣傳部、農村工作部、統戰部及工青婦工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人民安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走街串巷、傾聽呼聲,并要求西北監委和西安市監委在繁華街道設立意見箱,在《群眾日報》公開答復人民來信來訪,在內部刊物《每周情況》上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想盡辦法為群眾解決困難,為溝通黨群干群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1954年9月,他任勞動部部長、黨組書記,為更好地體現按勞分配原則,他組織研究制定了勞動用工和調配、工資福利、勞動保護、職業技術培訓等一系列政策制度,為構建具有新中國特色的勞動人事制度體系作出了重大貢獻。
1977年6月,馬文瑞同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同年12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堅決貫徹中央精神,恢復黨校辦學宗旨,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培養中高級干部和黨的理論工作者,對黨校工作及其所開課程實行全面調整。他在主持黨校工作期間,修改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中央黨校校刊《理論動態》初次發表,為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發揮了一個老革命家應有的作用。
1978年12月,馬文瑞任中共陜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他深入實際,團結和依靠廣大干部群眾,大力推進培養選拔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實行農村改革、狠抓經濟建設和社會治安整治及中心城市建設等重點工作。他親自推動保護整修西安古城墻、新建咸陽機場和啟動黑河引水工程、省體育館、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火車站等重點工程建設,為保護、建設西安古城作出了重大貢獻。
繼承優良傳統,弘揚延安精神
致力于建立延安精神研究會。1984年5月,馬文瑞同志被補選為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88年當選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中共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黨組成員。
1990年5月,針對國內思想動態和國際復雜形勢,馬文瑞與彭真等同志大力倡導,成立了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馬文瑞當選為會長。他親自聯絡發起人、起草倡議書及延安精神研究會章程等事宜。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的成立大會上,他作了題為《重振延安精神,發揚民族正氣》的講話,把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的成立,看作黨重視和加強意識形態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老同志和“社會各界”重視“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實際行動。
馬文瑞擔任會長的13年,雖年老多病,但他深知在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下,十分需要把延安精神推廣到全體共產黨員、廣大群眾、廣大青少年中間去,不斷地擴大能夠繼承革命傳統、具有高尚革命風格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生力軍隊伍,對于發揚奮發圖強、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永遠高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旗幟,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大力弘揚延安精神。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馬文瑞參加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對延安有著特殊感情,對延安精神有特殊的感悟。1994年至1996年,針對當時存在的“黨的思想建設有所放松,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有所淡化”“部分干部中存在不正之風、腐敗現象”等問題,結合參加革命親身經歷,為《求是》雜志等中央報刊,撰寫了《共產黨人的人生真諦》《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努力弘揚延安精神,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文章,起到了重要思想引領作用。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成立10周年前夕,《馬文瑞論延安精神》三卷一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傾力培塑時代新人。為了讓延安精神代代相傳、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馬文瑞傾盡生命用紅色基因鑄魂育人。在毛澤東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張家口市的一些中小學組織開展了步行去延安和陜北的“追尋毛澤東足跡冬令營”“東方紅故鄉行春令營”“光明頌夏令營”等系列活動,馬文瑞不僅在家里熱情接待,講述老一輩在延安艱苦奮斗的革命故事,還為他們題寫了“追尋毛澤東足跡冬令營”的營旗,使青少年們接受了一次實實在在的革命傳統教育。為了推進延安精神進校園工作,馬文瑞不顧80多歲高齡,推動編寫出版了《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叢書,他撰寫的序文《可親的良師益友》在《中國教育報》發表,教育部將這套叢書作為全國院校圖書館必備書目。馬文瑞在《中華魂》雜志發表的《讓延安精神在新世紀再筑輝煌》文章,充分展現出一名老革命家的心志:“真正把延安精神當作精神支柱的人,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不了的,我國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變,就是最好的證明,連帝國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我們一定要讓延安精神代代相傳,打破帝國主義的一切幻想。”為了抓好這項工作落地見效,他親自組織了“高校弘揚延安精神經驗交流會”,向十幾所高校作了《高校應成為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的重要陣地》的講話。病危前,他還為寧夏延安精神研究會寫了“繼承革命傳統,弘揚延安精神”的題詞。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用盡全身力氣寫下了最后一句話“我想延安!”
丹心永存,精神不朽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馬文瑞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形成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是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
我們紀念馬文瑞同志,就要像他那樣堅持真理、堅守理想。馬文瑞同志從青年時期接受馬克思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起,始終保持堅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無論是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還是在波瀾起伏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馬文瑞經受了種種艱難曲折乃至生死的考驗,始終忠誠于黨、奮斗不已。他從14歲走上革命道路,就深讀細研《馬克思主義淺說》《共產黨宣言》等書籍,自覺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頭腦。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馬文瑞同志堅持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注重與實際工作相結合,不斷提出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為黨的理論創新作出了一名革命家應有的貢獻。
我們紀念馬文瑞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樣堅持一心為民、當好公仆。毛澤東同志曾給馬文瑞題詞“密切聯系群眾”,這是馬文瑞受到的最難忘的激勵和鞭策。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十分注重走群眾路線,依靠人民群眾開展斗爭;新中國成立后,他始終堅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緊緊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做決策、辦實事、抓落實。他在任勞動部部長期間,心系一線工人生產安全和身體健康,在大量調查研究基礎上,組織起草一系列相關文件,為國家建立健全一系列勞動人事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們紀念馬文瑞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樣堅持好學深思、實事求是。馬文瑞任陜西省委第一書記期間,為了落實中央加快農業、農村發展文件精神,他親率省級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帶著一系列問題,赴關中、陜南等13個縣調查研究,查實情、謀實策,提出的“向山要寶,向山要糧,向山要錢”新發展理念,促進全省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果則果,種植、養殖、加工全面發展,在全國較早形成了多種基地經營、多渠道經濟發展的良好格局。
我們紀念馬文瑞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樣生命不息、奮斗不止。1993年初,馬文瑞從全國政協副主席崗位上退下來,有人來看他,對他說:“這回可以好好休息了。”馬文瑞笑著回答:“說來不信,現在比以前更忙了!”馬文瑞把弘揚延安精神、傳承紅色基因、培塑時代新人作為晚年的使命擔當,全身心抓好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的各項工作,全力推動延安精神進機關、進學校、進鄉村、進企業、進社區。直到他滿身插管吸氧,走到生命的最后時刻,還叮囑身邊工作人員和子女:“延安精神是我們革命勝利之本,也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之本,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繼承下來,發揚下去!”
我們學習馬文瑞同志,就要像他那樣生命不息、奮斗不止,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做好培養時代新人工作,讓偉大的建黨精神和延安精神在第二個百年奮斗征程上閃耀更加璀璨的光芒!
(轉自《人民政協報》)
編輯: 孫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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