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記者 唐冰

　　社區在防控傳染疾病、保護公共健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健康社區的建設，關乎市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2021年12月23日，西安對所轄小區(村)、單位實行封閉式管理，到2022年1月24日，全市降為低風險地區，有序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雖然這場疫情防控殲滅戰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在社區防控方面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后疫情時期，如何進一步做好城市社區治理工作?省兩會上，周懷忠、原如斌等委員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建議。

　　摸清底數增強社區與居民“黏性”

　　在梳理市民反映的各類問題后，省政協委員周懷忠發現，本輪疫情中，物業服務較為規范的小區居民基本物資保障能力較強，而城中村、三無小區等由于配送環節受限，居民生活必需品采購遇到了困難。

　　為此，周懷忠建議，應及時彌補應急預案中的漏洞，把“人民至上”理念落實到抗疫每個細節之中。如買藥難問題，一些藥店員工因居住地實行封閉管理，盡管從事的是保障行業，但仍不能到崗，進而影響到大量藥店不能實現應急保供。

　　“在制定疫情防控方案時一定要全面考慮，盡量做到最大限度減少對市民生活的影響。在潛在風險和現實困難之間，要按‘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周懷忠指出，平時居民可以自由出入菜市、超市，第三方配送渠道也很多。疫情封控期間，單純靠社區人員、志愿者和下沉干部很難完成快速配送。在配送能力不足時，政府職能部門應盡快考慮協調發揮成熟的市場配送體系作用，在做好核酸檢測和嚴密防護的前提下，讓盡量多的快遞小哥上崗。

　　周懷忠同時建議，西安可參照武漢疫情后期網格化管理社區的原則，一個社區網格員對應一棟樓或者一個居民點，摸清社區底數，增強社區與居民“黏性”，快速收集民意和需求信息，及時向上反饋，做到“不漏一戶一人”。

　　厘清職能定位推進治理創新

　　省政協委員原如斌認為，基層工作直面群眾和各種情況，要解決統一的組織調動和因地制宜的靈活性、彈性之間的矛盾，為此要把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需求導向相結合，在制度層面為增加基層一線靈活處置能力提供保障。同時，要進一步發揮各級人大的法律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以減少政策在自上而下貫徹中因信息不對稱、不充分導致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促進社會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省政協委員唐紋認為，社區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單元，安全環境、鄰里關系、享受城市公共服務等一系列問題都體現在社區自治中。但現實中，由于社區一些職責界定、權限劃分等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造成了責、權、利不夠統一，服務水平不盡如人意。此外，社區人員隊伍薄弱，專業化、服務型人才匱乏等問題也較為突出，影響到社區治理整體水平。

　　唐紋建議，應加快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厘清社區職能定位，從根本上解決社區有責無權、行政色彩濃厚的問題，明確社區管理范圍;推動以縣區為單位，建立村(社區)工作準入制度和村(社區)出具證明事項清單，建立健全社區、派出所、物業企業、業主委員會溝通聯系機制，全面推進城鄉社區管理創新。

　　加大投入提升社區智慧服務水平

　　智慧社區有助于提升管理精細化水平。省政協委員張新發建議，應持續增加中省市財政項目直接投資額度，切實解決基層應急管理資金匱乏問題，大力支持基層信息化項目建設，加快引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信息化手段，建立具備智能分析、輔助決策功能的應急管理信息化平臺，增強基層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推動應急管理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如上海市出臺的試行版智慧社區建設指南，明確要求智慧社區要利用信息技術整合社區資源，為社區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和智慧服務，提升社區居民對智慧城市的體驗度和感受度。

　　為此，原如斌建議，智慧城市除了硬件投入，還應在軟件方面加強投入，比如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政府和社會等各網絡的溝通方面。在精細化管理方面，應依托智慧城市建設，以科學的態度、方法和手段進行管理，引導社會組織有序參與。